【通世智库】李慧芬：入党六十年，初心永不变

　　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很多事已从记忆中消逝，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段经历至今仍刻骨铭心。 “……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积极工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入党誓言，已成为我一生思想、行为的准则。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无论遭受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我都服从党的安排，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向上，做出成绩，这使我感到特别的踏实和欣慰。【作者：李慧芬；来源：通世智库；编撰：仲富民 张小青】

　　在哈军工入党经历

　　1960年11月底，一个星期三下午5点，召开党支部大会，发展陈国祥同学入党。陈国祥同学是位“老”学员，所谓“老学员”，指的是1957年从部队招考的军官学员。原本很平常的发展“老学员”入党的支部大会，却给我留下了永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调来的“新学员”。因入系时专业不对口，定为试读生，一边跟着三年级上课，一边补习一、二年级的功课。能写会画是我的特长，支部就让我负责布置会场。正分秒必争补课的我，仍然愉快地放下手中的功课，花费了半天功夫布置会场。当我在黑板的左上角画上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右下角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束，中间用美术字体写上“支部大会”四个大字时，我的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就像即将被讨论入党的对象是我似的。但出乎预料和令我极度沮丧的是，尽管当天的大会邀请了多名入党积极分子列席会议，而我却不在被邀请之列。

　　新入党的陈国祥同学学习成绩优秀，是给我解惑答疑最多的同学，常和我一起上晚自习。这天，他看见每天精神抖擞的我情绪低落，眼里还含着泪，便关切地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我也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为布置会场忙了一下午，支部大会不让我列席，心里难过。”他马上向支部委员“老”学员张贤铎作了汇报，当晚张贤铎就找我谈话，他对我说：“入党是自愿的，你没提出过入党申请呀 。”我恍然大悟，原来插班以来我只忙于学习，没有顾上向党支部汇报自己曾申请入党的经历。张贤铎是上尉军官，年龄比我们“新”学员大7、8岁，非常稳重成熟，给人一种亲近感，一下使我敞开了心扉。虽然这是我到哈军工后首次向组织汇报思想，但我却毫无顾虑，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我从小就励志做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愿望，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解放前，家境贫寒，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均因“白喉”病无钱医治死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家，更没有我的今天。特别是我作为家里排行老三的女孩，原本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有位老师以考试达前三名就可以不交学费，没钱买书可以不用书，没钱买笔记本可以用同学用过的笔记本背面等为由，让我得以上小学，直到我患上“肺痨病”骨瘦如柴辍学为止。解放前夕，我亲眼看着这位女老师从教室被反动派抓走后牺牲。后来当我得知她是名中共地下党员时，我便决心要做她那样的人。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市女四中，14岁入团。1956年女四中成立团委，我当选为第一届校团委会宣传委员，同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团员。当时女四中的团委书记是我非常敬佩的黄韻梅老师。她是共产党员，我向她提出入党申请，她和蔼可亲的对我说：“你还不满18岁。”

　　1958年，我以8门功课都是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上大学我就申请入党，且在1960年初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我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是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但我一直盼望发展我入党的支部大会，却一推再推，直到我被选调离开清华也没召开。

　　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招生要加试美术，每年只录取寥寥几十人，学生党员很少。1958年发生变化，学校不但录取了像我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出身子女，还从“工农速中”选录了一批“调干生。”我们班就有“调干生”3人，他们都是党员。有一名“调干生”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他常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约我谈话，对我似乎有心。我上大学不容易，一门心思只想好好学习和成为建筑师，不想过早考虑婚姻问题，所以对他反应冷淡。就此，他向支部汇报说：“李慧芬同学小资产阶级意识太浓，好面子、清高……”。我迫切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和无端受挫背后难以启齿的委屈经常使我潸然泪下。

　　张贤铎同学听了我情真意切的表述后非常感动，第二天就向党支部做了详细汇报。支部对此事也很重视，查看了我的档案，根据我的表现、插班以来的学习态度，以及在插班后第二个月，我克服自己的困难，真诚的帮助别人，一女同学父亲病逝，我把参军后每月6元的津贴费共18元，全部寄给她家（这事我没告诉任何人，但最后支部还是知道了）等情况，支部最终研究决定，发展我入党。

　　1960年12月25日支部大会召开。经讨论、表决，以及报上级党委批准等程序，1961年1月7日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大楼里贴出了李慧芬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大红喜报。一年后我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受挫调离哈军工

　　入党后，我从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就像上了发条似的有使不完的劲。1961年、62年、63年、64年我均被评为校级五好学员。特别是1962年，哈军工在全校上万名学生中树立了一名《毛著》学习标兵，我荣幸当选。我的事迹在校刊《工学》报上刊载，我手捧《毛选》的大照片悬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

1962年3月被授予“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称号

　　1964年毕业，按规定原应下连当兵一年，我因留校任401教研室教员，被另行安排带领全校原本也应当兵锻炼的女教员及干部共23人，去大庆劳动锻炼一年。在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精神的熏陶和鼓舞下，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1965年5月，在大庆总结表彰大会上，我们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个人被评为先进个人，和王进喜（王铁人）同台获得“大庆红旗手”奖章。我们的事迹被制作成幻灯片，在学院大礼堂放电影前播放。这一切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党组织对于我的努力和每一点微小进步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表彰，给予我极高的荣誉。

　　1966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文件，把哈军工划出军队序列。军令之下，我们恋恋不舍、情不自愿的摘下领章、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就此也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几个学员交头接耳起来，在哈军工这所纪律严明的军校，这本是绝不允许的事。一个学员站起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员！别讲了……。”紧接着我稀里糊涂地被轰出教室，学员们乱成一团，开始开小会、写大字报。

　　那以后，系大楼内外挂出大标语、大字报：“李慧芬何许人也？” “李慧芬是院党委伸向401教研室的黑手”……。批斗会上有人说我是人造“模”（模范），5分成绩都是假的。我辩驳说：“我高中毕业各科成绩都是5分，从清华转来时各科成绩也都是5分，请问是哪个教员作假，造了我这个全优生……”就此我被扣上“三个不能正确对待”（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党）的大帽子。

　　因批不出什么结果，造反派就把我撂到一边了。我因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孝子贤孙，”哪派都不愿意参加，且哪派都不愿意要我，于是就成了“逍遥派。”但是即便在此时，我也始终没忘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的入党誓词。

　　1967年2月学院建立了革委会，提出复课闹革命。我自愿给学员上课，两派学员谁愿意来听课就来，不来也不过问，不留作业，也不考试。课余时间我参加劳动，主要是挖防空洞。我还接了一个科研项目，就这样勤勤恳恳地继续尽力工作。

　　1970年上级决定拆分哈军工，三系（海军工程系）留在原地改建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后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二系、四系、五系、六系（原子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导弹工程系、计算机系）及学院各部门搬迁长沙，改名为长沙工学院，后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

　　2月中旬一天下午2点半，当权的系革委会王主任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这是我首次近距离和他谈话。他没有一丝笑容，板着脸，冷漠地对我说：“你有弄不清的历史问题，不符合接触机密条件，不能去长沙。你是北京人，分配你去天津，从生活上对你是个照顾。”我被这突而其来的谈话激怒了，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我不要照顾，要革命。我是工人家庭出身，解放时才9岁，有什么历史问题？在哪摔倒，在哪爬起来，你把我分到天津，谁来给我平反？我不能离开哈军工。当教员不行，我去农村劳动。”他瞪着两只大眼睛，高声吼叫说：“必须服从，这是命令。”谈话仅持续了10分钟，我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沮丧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万万没想到、怎么也想不通的事。18年寒窗苦，中学、大学的三好生、全优生，优秀团员、模范党员、“毛著”学习标兵，竟然落到政审不合格的下场。低着头漫步在哈军工大院里，几乎逛遍我学习、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的校园的每个角落，直到晚上11点多也没回家。

　　我爱人朱子发是抗美援朝参军，63年哈军工毕业留校，404教研室的教员。他哄睡了两岁半嚎啕大哭找妈妈的儿子，出家门来寻我。在漆黑的夜里，他迎着零下30多度刺骨的寒风，历尽艰辛，最终在一座大楼山墙边上，看到雪地里站着的怀有七八个月身孕的我。他轻轻走过去搂住我的腰，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凝固了的思维清醒过来，冻僵的身躯一下子倒在他的怀里，当时已是欲哭无泪。那天晚上我俩彻夜无眠。他不知道如何安慰我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只是平静地说：“到哪不革命呀！去天津怎么了？我陪你去天津。” 为这句话他自己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改变了他的一生。但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让我感谢了他一辈子。就这样，以我不符合接触机密条件为借口，转调到天津市地方工厂（渤海无线电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成了“香饽饽”

　　1970年8月5日，我把3岁的儿子送进天津市河西区第四幼儿园，抱着4个多月的女儿，到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报到。渤海无线电厂是日本时期建的一个漂染厂，1958年大跃进时改为生产电子接插件、电子管收音机，后来生产7管一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文化大革命开始承接仿苏的电子管舰用雷达的生产。该厂共有1500多人，是天津市地方电子工业中的龙头老大。全厂虽有技术人员140多名，但其中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却寥寥无几，而党员不过一两个，也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

　　作为一个“有弄不清的历史问题”的女性、名牌大学毕业、党员……，我一进厂就特别引人注目。我开始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工人、技术员。得益于在哈军工学得的知识、锤炼的思想、练就的体魄，我在工厂如鱼得水。最初我参加了一个晶体管舰用雷达收发分机的试制工作，后又主持设计了一部岸对海近程警戒雷达，担任总体组组长。由于试制成功，项目受到总参二部的嘉奖，设备被正式在部队列装。在厂不到四年的时间，我先后被评为局级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市级劳动模范。1974年被破格提拔为天津市二机局（电子仪表局）党委常委、副局长。

　　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发生了我根本预想不到的事，我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不仅是党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更体现了党对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和关怀。

　　母校（指哈军工拆分的六校）不少领导及同志给我发来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我以“发扬母校优良传统，不负党的殷切期望”为题，给校领导、教员和同学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刊登在1982年10月22日《国防科技大学》校报上。1987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我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当年正值纪念哈军工建院35周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终身难忘的部队院校生活。我是在哈军工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母校给了我丰足的哺育，赋予我征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适应不同环境的信心。我以“丰润的沃土”为题，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回忆文章，抒发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培育之恩。该文章在《国防科技大学》校报上连载，并收录入《继承哈军工优良传统，走又红又专道路》一书出版。

　　1988年5月，我当选天津市副市长。虽然在这之前，我已在副局级岗位工作了7年、正局级岗位工作了7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组织领导能力差的很远，因此，我日以继夜非常积极努力的学习和工作。

1990年11月在天津铁厂

　　经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发起，国务院批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于1994年7月18日正式成立，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任总经理。经各方面推荐，组织部门考察，主管副总理同意决定让我出任中国联通首任总经理。但天津方面正式给中组部写了回函报告，列了几条理由，挽留我在天津继续工作。时任分管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联通公司新成立，各方面困难比较多，需选得力的干部，配强一点的班子，请天津市委、市政府支持，并说服李慧芬同志到联通工作。

　　1995年3月“两会”期间，这位副总理锲而不舍，并找到曾任天津市委书记，时任中央常委的一位领导，讲明了要我到联通公司的原委。这位天津老市委书记历来雷厉风行，当即多方协调，天津方面从大局出发，同意了我的调动。我这人历来听从“党”安排，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又被免职

　　听说我被委以重任奉调北京工作，老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他对我说：“你去哪我都管不了，反正我是不离开天津。”我感觉这是平生第一次他“妇唱夫不随”。女儿也说：“妈妈，您有病呀！好好的副市长不当，当什么总经理？”正在日本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几次打回电话问：“为什么一定得去当总经理？”，也有熟悉我的一些干部纷纷议论，“李慧芬这人真傻，已任两届副市长，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去当什么总经理。”他们都无法理解我这老共产党员的组织观念。

　　明摆着，困难是很多的。当时国家并没有投资，公司只有三部和中信、中石化、华能、华润等16个股东出资共13.8亿元注册资本金；真是万事开头难，解放几十年来中国电信行业均是由邮电部代表国家垄断经营，要打破垄断，创建中国第二家有电信运营权的企业，起步的困难可想而知。股东缺乏信心，人际关系复杂，资金缺乏……。但我很有信心。我这人从小就没有骄、娇二气，干什么事都不畏难，干联通总经理遇到再大的困难，我还是有勇气去克服的。

　　1995年5月20日国务院，国人字[1995]17号令，李鹏总理颁发，任命我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我这人历来 听从党组织安排，服从党的纪律，愉快地接受了任命。55岁的我，只身一人受命来到北京。

　　我正式走马上任。第一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提出“三不要”，即不要“脸”、不要“家”、不要“命”。所谓不要“脸”，是指不要“面子”。这是因为公司人员多数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原来是“当官”，现在是办公司，事事要“磕头、作揖”求人，不撂下原先的“架子”，丢掉“面子”，很难办成事；所谓不要“家”，是因为电信是个特殊的行业，要在全国以至全球建通信网，短时间内就要在全国各省市建分公司，总部干部随时要离家被派往全国各地；所谓不要“命”，是如果没有为革命奋斗的精神，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日以继夜的工作精神，就无法创建让世界瞩目的联通公司。

　　我是这样号召的，也是这样身先士卒做表率的。首先，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个城市组织引进数字交换机，建基站、微波天线、铺光缆，开创了中国数字移动电话（GSM）的先河。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种数字移动电话，邮电部垄断的中国电信除有固定电话外也只有模拟式的移动电话“大哥大”。1995年底 这四个城市先后开通了移动电话服务业务，当年盈利2亿多。

　　第二年上半年我们又开通了16个省会城市的移动通信，第三年已在全国14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建设了数字移动电话，开通70多个城市，建成10条光缆干线，3条微波干线，总长度超过2.5万公里，盈利25亿多。

　　我兴奋地对时任电子部部长说：“看来这行业是暴利呀!我们必须要大幅度降价，尽快普及移动电话。让手机将不再是奢侈品。不光是干部，就连收废品、修自行车的小商小贩都应有手机，要让基层民众都能用上。我国的电话普及率在1995年不足1％，而后迅速发展，达到十五年后即2010年的80％；大城市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150台……”。

　　中国第二家电信运营企业的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各省市两报（日报、晚报）、两台（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使中国联通很快家喻户晓。特别是在1996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电联”大会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所作的25分钟的讲演中，竟然有8次提到中国和中国联通，4次提到我的名字；1997年5月我出国归来途经香港停留22小时，香港大大小小报刊杂志40多家媒体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还有人谣传香港电讯股票涨了10个百分点。我这“风头”、这“名”可出大了。一时间，沸沸扬扬，是功是过？众说纷纭。当时，任凭“告状”信满天飞，我自认为“脚正不怕鞋歪”，一律不予理睬。

　　1998年6月3日上午，人事部部长把我叫到人事部，传达某领导指示，以“越权审批，违规签约”为由，免去我联通公司总经理职务。1998年6月4日下午2点，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任免决定。人事部一位副部长问我：“你还参加吗？”我说：“参加”。我像没事似的，布置办公室同志去准备好会场，通知大家开会。会前在公司贵宾室接待来公司的中组部、人事部及有关部委领导，我照例把大家引导到会场，并和各位部长、副部长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因会前大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而其来的任免决定宣布，使得会场上呈现一片哗然，然后是莫名其妙的寂静。主持人问我讲话吗？我说：“讲！”

　　我很简练的讲了三点：第一、只要有利于中国电信行业改革，有利于电信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联通的成长，我个人职务的变动无足轻重，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第二、掐指一算，我来联通已三年，我以“三不要”的精神和大家一起为之奋斗，新生的联通公司蓬勃发展起来了，在这过程中，我尽心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受自己能力、水平限制，同时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得罪、伤害过一些同志，借今天会议的机会一并致歉了；第三、今后无论我在什么工作岗位，我都将继续关心、支持联通公司发展。当我起立向大家鞠躬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简短的会议结束了，职工们以诧异的目光看着我，我仍然微笑着和大家点头。

　　人事部副部长拉住我说：“慧芬同志，看来你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我没想到你能来参加今天下午的会，原以为你听了昨天上午的传达，早回家哭去了。刚才你这一番讲话很有水平，我回去会向领导汇报的。”我说：“组织上让我干，我会拼命的干，不让干了就不干，这没什么，我服从组织安排。”

　　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散会就跑到我的办公室，问：“您是高升了么？为什么不当这总经理了？”她这问题有代表性，人们以为我高升了呢！当大家知道，我的工作还没安排，顿时议论纷纭，我一下成了舆论中心。

　　消息很快传开。从第二天开始，延续了一两个月，到家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个个花篮摆满客厅，来客除亲朋好友，也包括公司干部、董事单位、外商驻京办等。人们担心我“不气死也得气病了”，纷纷来道一声——保重！。老伴调侃地说：“还没听说过谁被免职，众人来慰问、来送花的。看来公道自在人心，你这总经理人缘、口碑，看来还真不错。”

　　人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冷静，这么从容的离开联通公司。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我受表彰，处于“飞黄腾达”之际，我从未觉得自己有多能、水平有多高。实际上，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赶着鸭子上架，”干的很辛苦。同样，我在受打击迫害、遭遇“滑铁卢”的时候，我也不怨恨、不背叛，从未觉得自己有多无能、水平有多低。有的只是更努力的工作。在联通这三年，我自认为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所以，心里很坦然。

　　国务院决定派出由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带队，有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参加的稽查特派员小组核查联通的问题。在我已被免职，有人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这种小组无疑是查大案要案的组合。

　　按规定稽查时间为一个月。一个月后所查结果是：联通“中中外”的融资方式是经主管副总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并下达“会议纪要”和国发【184号】文件批准了的。所有的签约项目也都是报经国家计委批准的。此时有领导发话说：“你们根本就没深入进去，联通公司接触100多家外商，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呢？再延长一个月，一查到底。”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在联通时时刻刻“警钟长鸣”，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作演杂技“踩钢丝”的演员，别看台下掌声一片，稍不留意就有掉下去的危险。我心境坦然，明知自己绝对没有经济问题。子女情况我更不担忧，因为他们太优秀，以至于我都害怕遭人嫉妒。稽查时间延长了一个月，仍没查出任何问题。

　　最终，公司上下开始盛传“审计结果查出一个模范干部”的消息。我心想，你们才知道呀！我这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弱女子，不模范就不可能有今天。看来被审查是坏事也是好事，不查谁会知道我要求自己会这么严格。

　　两个月过后，特派员组长、监察部一名副部长，一名司长，两名处长约我谈话。一位处长抢着说：“我们查您这级别的干部多了，像您这样一点儿问题查不出来的还真很少。”另一位处长说：“我通过参加特派员组，到联通去，从李总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这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本分，是我应该做的。”我很低调的说。组长说：“慧芬同志，你真不简单，这么多项目、这么多数字，每一笔都记得那么清楚。”我说：“认真是我最大的优点，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得罪了达不到个人欲望的人，影响人家发财了，以至被诬告，被陷害。”监察部副部长说：“放心吧！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向上级汇报的。你在天津分管过许多重要的工作，又搞起了这么大的联通公司，今后还会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做。” 我很感谢党，感谢稽查特派员小组，做到了实事求是，真正做到“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无怨无悔

　　尽管任免通知明确“另行安排工作”，稽查特派员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时任总理也批示“尽快安排她的工作”，但等待分配还是等了一年。这一年里我仍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如饥似渴地读了20多本书，抓紧时间再学习，再充电。

　　1999年8月我走马上任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我又红红火火的干了起来。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我得到政府的首肯和企业的好评，《人民日报》、《国际商报》等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有领导鼓励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了解我的朋友们都说：“李慧芬就是一个拼命干实事的人。”

　　五年后我从商会会长岗位上退休，正赶上2005年5月哈军工北京校友会换届，我荣幸地当选为新一届会长。虽然已经退休了，自己还是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有许多工作可以做。2011年哈军工北京校友会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社会组织，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2015年我从会长的位子上退下来，至今仍扮演“志愿者”的角色。

2018年10月在哈军工创建65周年大会上致辞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转瞬逝去。回想这辈子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无不是母校、各级党组织精心培育的结果。否则很难想象我这样一个解放时年幼无知的9岁女孩，会成长为共和国的有用人才。入党60年来，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无论当领导还是工人、技术员，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誓词精神。【作者：李慧芬；来源：通世智库；编撰：仲富民 张小青】

　　李慧芬简介：1940年8月出生，教授，高级工程师。

　　1958年8月—1960年8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

　　1960年8月—1970年8月，在哈军工电子工程系学习，401教员室任教员。

　　1970年8月—1974年4月，在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任技术员、总体组织长、雷达车间副主任。

　　1974年4月—1988年5月，任天津二机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天津市经委副主任，市委工业工委副书记。

　　1988年5月—1995年7月，任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常委。

　　1995年7月—1998年6月，任中国联通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党委书记。

　　1999年7月—2005年2月，任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商会会长、党委书记。

　　2005年4月，任哈军工北京校友会理事长。

　　是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曾兼任全国女市长联谊会会长，全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全国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与基础结构研究中心中方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空学会副会长、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